OECD 9月22日发布了一份46页的研究报告《全球产能过剩背景下的钢铁转型》。
过去，产能过剩和钢铁脱碳通常分开讨论。这份报告把两者放进了同一个分析框架。
OECD认为，产能过剩会影响钢价、企业利润和融资能力，也会改变低排放钢的价格竞争力，进而影响脱碳项目的投资决策。反过来，如果低排放产能主要依靠新增投资形成，旧产能没有同步退出，脱碳政策也可能增加钢铁供给。
这套研究框架涉及几个具体问题。
OECD这次把普通钢价格也纳入钢铁脱碳成本讨论，与氢气、电力、DR级铁矿石、资本开支和碳价并列。
报告假设传统高炉—转炉与绿氢DRI—电炉之间存在约160美元/吨的生产成本差。2022—2025年，这160美元并没有变化，普通钢价格下降以后，这一成本差占最终钢价的比例明显提高。
OECD的测算结果是：
同样160美元的额外成本，在1000美元钢价中相当于16%；钢价降到640美元左右，就相当于25%。
低排放技术成本没有增加，客户需要接受的相对绿色溢价却从17%升至25%。
这实际上把钢铁市场景气度直接带进了脱碳投资模型。
钢价下降会压缩钢厂利润和内部现金流，同时提高低排放钢相对于普通钢的价格差。钢厂投资能力下降，下游承担绿色溢价的难度增加。
OECD认为，持续的产能过剩通过压低钢价、压缩利润、增加盈利波动和融资成本，最终影响低排放钢的需求和项目投资。
2025—2027年，全球预计新增约3070万吨DRI—电炉产能。
其中，OECD识别为明确以降低排放为主要投资目的的项目约1900万吨。
两者之间相差约1170万吨。
DRI并不是为了本轮钢铁脱碳才出现的技术。印度、伊朗和中东长期大量使用DRI。天然气、DR级铁矿石、电力条件、废钢资源和当地钢材需求，都可能构成DRI项目的投资依据。
2024年全球DRI产量已经达到1.456亿吨，印度和伊朗占70%以上。
因此，DRI产能增长与降低排放需要进一步区分：
一类用于替代现有高炉铁水。
另一类用于满足新增钢铁需求，本身就是当地钢铁工业扩张选择的铁源路线。
OECD统计，2025—2027年全球预计退出约2580万吨高炉—转炉产能。
同期新增高炉—转炉产能达到6210万吨。
传统长流程在这三年仍然是净增加。
OECD进一步检查了已经确定的高炉—转炉退出项目，其中只有约690万吨与同一地点建设电炉直接对应，占退出产能约27%。
一座200万吨高炉退出，同时建设200万吨DRI—电炉，总产能基本不变，发生的是技术路线替换。
200万吨高炉继续运行，再建设200万吨DRI—电炉，则增加了200万吨炼钢能力，对全球脱碳的贡献与前一种情况自然不同。
政策层面同样起到了推动作用。
欧洲、日本、韩国、美国都在通过财政补贴、优惠融资、公共采购、碳价和能源政策支持钢铁脱碳项目。
OECD提出，支持低排放技术的政策可以推动钢铁产能向清洁生产路线转移；如果新增低排放产能没有带来总体产能减少，事实上则可能形成新的过剩。
还是按照上面的例子。
产能替代：
200万吨旧高炉 → 退出 → 200万吨低排放炼钢产能
产能叠加：
200万吨旧高炉继续生产 ＋ 200万吨低排放炼钢产能
两种情况下，政府都可能支持了200万吨低排放投资。
前一种改变生产路线，后一种还增加市场供给。
这就必须探讨政策设计的问题：财政资金究竟是在帮助钢厂更换炼钢路线，还是在帮助企业增加炼钢能力。
截至2025年上半年，原计划在2027年前形成的低排放炼钢项目中，大约19%已经暂停或者延期。
OECD按技术路线进一步进行了拆分：
OECD列出的原因包括全球产能过剩、高能源价格和监管不确定性。
对比过去低排放项目延期的解释，更多集中在氢气价格、电力供应、基础设施和技术成熟度。
这份研究则把市场条件也纳入了解释。
2025年全球炼钢产能已经达到24.45亿吨，OECD估计过剩产能约6.40亿吨；到2028年可能达到7.45亿吨。全球产能利用率预计从2025年的约76%下降到2028年的约74%。
低排放项目需要同时考虑技术成本、普通钢价格、企业利润、融资成本和客户支付能力。
OECD把产能过剩与钢铁脱碳放进同一个框架，为观察低排放投资增加了钢价、企业盈利、融资能力和旧产能退出几个维度。不过，这套分析仍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
首先是产能过剩对绿色溢价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OECD建立的一条重要逻辑是：产能过剩压低钢价，同样的低排放成本差因而对应更高比例的绿色溢价，最终影响低排放钢需求和项目投资。
160美元成本差从17%变成25%的数学关系没有问题。问题在于，钢价下降并不只有产能一个变量。
铁矿石、焦煤、废钢、天然气、电力成本以及贸易政策都在影响钢价，欧洲、中国、美国和印度的钢材价格也已经明显分化。OECD自己的《Steel Outlook 2026》对此有专门讨论。
因此，这组计算可以说明钢价下降会提高绿色溢价的相对比例，还不能回答全球产能过剩在17%升至25%的过程中贡献了多少。要进一步建立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分解不同市场的钢价形成机制。
第二个问题是7.45亿吨“过剩产能”的内部差异。
OECD预计2028年全球过剩产能达到7.45亿吨，同时也承认印度和东南亚的产能增长伴随着较强的钢材需求增长，中东也是新增产能的重要来源。
一座位于需求长期停滞地区、利用率不足的既有钢厂，一座印度为未来新增钢材消费建设的钢厂，以及一座中东依托天然气和DR级铁矿石建设的DRI—电炉，在全球产能统计中都表现为炼钢能力增加，背后的经济条件并不相同。
全球产能减去全球需求，可以描述总体供需缺口。用这个指标进一步判断不同地区的钢铁脱碳投资，就需要增加地区需求这个维度。
这也引出了第三个问题：存量市场和增量市场需要不同的脱碳指标。
OECD强调新增低排放产能与旧产能退出之间的对应关系。对于钢材需求基本稳定的成熟市场，这个指标很清楚：新建200万吨电炉，同时退出多少高炉—转炉产能，可以直接反映技术替代程度。
钢材需求仍在增长的市场面对的是另一种情况。
如果一个市场未来增加5000万吨钢材需求，并不存在5000万吨旧产能可以先行退出。此时影响未来排放的关键变量，是新增的5000万吨需求由什么技术路线满足。
建设5000万吨高炉—转炉，与建设5000万吨天然气DRI—电炉，或者建设未来可以转向氢基DRI的产能，对长期排放路径的影响完全不同。
因此，观察全球钢铁脱碳至少需要两套指标。
成熟市场看旧产能退出率，增量市场看新增需求的低排放路线占比。
按照这个框架，OECD报告中的几组数据也可以重新理解。
2025—2027年退出2580万吨高炉—转炉产能，同期新增6210万吨，反映的是全球传统长流程产能仍在增加。
退出产能中只有约27%与当地电炉替代直接对应，反映的是存量产能技术替代速度。
3070万吨新增DRI—电炉中，约1900万吨被OECD识别为明确以降低排放为主要目的，说明DRI增长本身还包含钢铁工业正常扩张。
约19%的低排放项目暂停或者延期，则反映市场条件已经开始影响原有脱碳投资计划。
OECD已经把钢铁脱碳研究从技术成本扩展到了产能和市场。继续往下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区分存量替代与增量需求、全球供需缺口与地区供需关系、低排放产能增长与实际高排放产能替代。
这几个指标分开以后，全球新增DRI和电炉产能究竟带来了多少实际减排，才有可能算得更清楚。
📅 2026年9月24日 写于Duis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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