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钢铁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双轨特征。全球钢铁行业正进入一个充满矛盾的新周期。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推动着一场深刻的“绿色革命”，氢冶金、碳捕集等脱碳技术正从蓝图走向试点；另一方面，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贸易保护主义回潮，关税壁垒与贸易摩擦频发。这两股力量相互交织，正在重塑全球钢铁的生产、贸易和竞争格局。
2025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延续并可能扩大其钢铝关税政策，引发了加拿大、欧盟等传统盟友的应对措施与反制考量。与此同时，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进入实质性过渡阶段，旨在将气候标准纳入贸易规则。这些看似孤立的政策事件，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在成本高昂的绿色转型初期，如何构建一个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技术与投资的竞赛，最终将在市场和制度的博弈中决出胜负。
其一，是日益强化的绿色转型议程。 从欧洲的“绿色协议”到中国的“双碳”目标，主要经济体已将工业部门的低碳转型置于核心战略位置。印度政府设立咨询委员会，计划投入500亿卢比（约合6亿美元）推动绿色钢铁发展；德国的SHS集团与氢气供应商达成协议，为“Power4Steel”项目铺路；中国的鞍钢和瑞典的Stegra等企业，则在氢基直接还原铁（DRI）的生产上取得了初步成果。这些行动的背后，是各国政府对未来产业制高点的争夺，以及对“碳泄漏”风险的防范。欧盟的CBAM正是这一逻辑的集中体现，它试图通过对进口产品的碳含量收费，来平衡境内外企业的环保成本。
其二，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持续升温。 以美国232条款为代表的关税措施，正深刻影响着全球贸易流向。为应对美国关税，加拿大政府已明确表示将为本国钢铁行业提供支持，并对部分进口钢材启动期满复审。欧洲钢铁工业联盟（EUROFER）和西班牙钢铁企业协会（UNESID）等行业组织，也在持续向布鲁塞尔施压，要求采取更强有力的贸易救济措施，以应对转移进口带来的冲击。从韩国对中国、日本热轧卷板征收临时反倾销税，到澳大利亚对来自四个国家的空心结构钢发起反规避调查，贸易壁垒正以更具针对性和更复杂的形式出现。
这两种政策取向之间存在内在的张力。绿色钢铁在现阶段意味着更高的资本开支和生产成本。安永（EY）的报告指出，高昂的成本和薄弱的基础设施正在拖慢印度的绿色钢铁转型。如果不能有效管理国际贸易环境，先行投入脱碳技术的企业，其产品很可能在市场上被高碳、低成本的进口产品击败，从而削弱企业转型的动力。
面对新的竞争格局，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
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在处理新型贸易争端时显得力不从心。各国愈发倾向于采取单边行动或构建区域性、主题性的“小多边”联盟。欧盟委员会计划提出的限制钢铁进口的新方法，以及挪威就CBAM表明的立场，都预示着未来的贸易规则将更深度地与产业政策、环境标准绑定。
CBAM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超越了传统的反倾销、反补贴框架，试图将“碳”作为一种新的衡量维度，嵌入国际贸易。这不仅对出口国的产业结构提出挑战，也可能引发新的贸易争端。对于俄罗斯这样仍向欧盟大量出口钢铁的国家，以及正处于出口扩张期的中国钢铁企业而言，如何适应这套新规则，将是未来几年的重要课题。2025年上半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了295万吨钢铁产品；而1至8月，中国钢铁出口同比增长了10%。这些贸易数据背后，是即将被重新计价的碳成本。
与此同时，传统的贸易救济工具仍在被频繁使用。土耳其钢铁生产商要求政府采取紧急行动，保护国内市场免受倾销产品冲击；印度尼西亚则对中国的热轧卷板发起了反倾销调查。这种“传统”与“新型”贸易壁垒的叠加，让全球钢铁贸易环境变得空前复杂。
在这场变局中，不同参与者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形成了复杂的博弈关系。
政府层面，各国在推动气候议程和保护本国产业之间寻求平衡。美国的目标是制造业回流和就业保障；欧盟力图巩固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并保护内部市场的公平竞争；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出口国，既要应对外部贸易压力，也要推动国内庞大的钢铁产业实现有序转型。而对于几内亚等资源国，其诉求则更为直接：要求力拓（Rio Tinto）等矿业巨头在当地建设加工设施，以分享更多产业链价值。
企业层面，钢铁生产商面临着巨大的决策压力。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的重组计划获得工人支持，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al）在南非的关停和波兰的光伏电站建设计划，都反映了大型跨国钢企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战略调整。一方面，企业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绿色技术研发和设备改造；另一方面，它们必须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物流成本上涨（如Marcegaglia因此上调管材价格）以及疲软的市场需求。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停止其花岗岩城工厂的钢板加工业务，是市场压力下收缩战线的直接体现。
产业链上下游，也感受到了寒意。汽车、建筑等下游行业对钢材价格和供应稳定性高度敏感。而上游的铁矿石生产商，则在努力适应新的需求。淡水河谷（Vale）恢复巴西Capanema矿区的运营，以保障优质铁矿石的供应，这对于生产低碳钢所需的直接还原铁至关重要。
政策和制度的变动，最终都反映在市场的价格、投资和贸易流向中。
2025年下半年的市场情绪复杂。一方面，对中国需求改善的预期，以及对几内亚西芒杜铁矿供应的担忧，一度推高了铁矿石价格。但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阴影仍在，欧洲钢铁消费量虽在2025年一季度有所恢复，但真实消费同比仍在下降。贸易商普遍处于观望状态，等待更明确的市场信号。
投资流向呈现出分化态势。资金正向绿色钢铁项目聚集，例如芬兰的Blastr Green Steel项目获得了新的投资。然而，项目的最终落地仍取决于融资、技术成熟度和市场前景。与此同时，传统产能的调整也在加速，无论是出于成本考虑的产线关停，还是为了提升效率的设备升级（如塔塔钢铁在印度的新钢包精炼炉），都显示出行业在压力下的自我调整。
贸易流向的重塑最为直接。关税壁垒迫使出口商寻找新的市场，加剧了目标市场的竞争。亚洲的廉价长材产品对全球市场构成压力，导致土耳其等国的钢厂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各国反规避调查的增加，也表明贸易商正在通过各种方式绕开壁垒，而进口国则在不断加固防线。
结论
全球钢铁行业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通往绿色、可持续未来的道路，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再平衡。如果主要经济体无法在碳定价、贸易规则和产业补贴等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那么脱碳进程很可能被此起彼伏的贸易战所割裂和迟滞。一个碎片化的、由不同“气候俱乐部”和关税区主导的全球钢铁市场，或许正在形成。对于身处其中的每一个参与者而言，适应这种不确定性，并从中找到新的定位，将是未来十年最大的挑战。
📅 2025年09月14日 写于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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