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钢铁行业的政策环境，正日益被两大看似独立却相互关联的议程所主导：一是国家产业安全驱动的贸易保护主义，二是以气候变化为核心的绿色转型议程。2025年夏，跨大西洋两岸的一项新贸易协定，为全球钢铁行业投下了新的变量。欧盟与美国最终敲定了一项旨在“围堵”全球过剩产能的贸易协议，这标志着自特朗普总统再次就任以来，主要经济体在重塑国际贸易格局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这一举动与欧盟坚定推进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并行，共同构成了一套复杂的准入规则。全球的钢铁生产商们正被推入一个由传统关税壁垒和新兴绿色门槛共同塑造的新竞技场，旧有的全球化分工体系正面临深刻挑战。
特朗普政府的回归，延续并强化了其第一个任期内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以国家安全为由征收的“232条款”关税，依然是美国钢铁市场的重要屏障。2025年以来，美国不仅维持了对中国线材等产品的反补贴税令，更酝酿对包括印度在内的多个贸易伙伴施加新的关税压力。这一系列动作的信号明确：美国意图通过关税，将钢铁供应链更多地保留在北美区域内部。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反应也印证了这一点，两国钢铁业界均在呼吁采取更强硬的进口限制措施，墨西哥甚至提议建立一个北美钢铁委员会，以协同应对亚洲进口产品的冲击。
与此同时，欧盟则沿着另一条轨道推进其议程。尽管与美国在限制过剩产能上达成共识，但欧盟的政策核心是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根据欧盟委员会确认的实施时间表，该机制不会延期，将逐步要求进口到欧盟的钢铁产品为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支付成本。这并非传统的关税，而是一种基于环境标准的贸易工具，旨在拉平欧盟境内外企业的碳成本，防止“碳泄漏”。
这两大政策的叠加，形成了一种双重挤压效应。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贸易壁垒阻碍了钢铁产品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欧盟的CBAM则为全球钢铁生产商设定了脱碳的硬性要求。
在上述政策驱动下，全球钢铁贸易的制度基础正从多边的、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中心的框架，向着更具区域性、阵营化的方向演变。
美欧新达成的贸易协定是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该协定明确提出要“围堵”全球过剩产能，矛头直指非市场经济体。这事实上是在构建一个以“市场经济”和“低碳”为双重标准的贸易“俱乐部”。其影响已经超越双边范畴，美加墨贸易协定（USMCA）框架下的钢铁关税得以保留，显示出北美贸易集团的封闭性正在加强。
与此同时，CBAM的实施也催生了新的制度安排。为了向欧盟出口，各国不仅需要建立一套符合欧盟标准的企业碳排放核算与报告体系（MRV），还可能推动本国设立相应的碳定价机制，以减免在欧盟边境需要缴纳的费用。这正促使全球碳定价体系出现区域性“看齐”的趋势。
这种制度演变的结果是全球市场的碎片化。过去依赖全球统一大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模式难以为继，取而代之的是以主要经济体为核心、规则各异的多个区域市场。
政策与制度的变迁，正在深刻地重塑全球钢铁产业链上不同参与方的利益格局。
1. 美欧消费市场： 作为规则的制定者，美欧钢铁企业在短期内获得了双重保护。美国企业受益于高关税带来的国内市场份额保障，而欧洲企业则通过CBAM获得了应对高昂碳成本的缓冲。然而，这也推高了其下游制造业的用钢成本，长期竞争力面临考验。2025年6月，欧元区建筑业产出环比下降0.8%，也从侧面反映了终端需求的疲软。
2. 中国生产商： 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中国正面临最直接的压力。一方面，美国主导的关税壁垒和各国日益严格的进口审查（如中国近期开始对非VAT钢材出口进行更严格检查），限制了其传统产品的出口空间。另一方面，CBAM对其以高炉-转炉长流程为主的生产结构构成了根本性挑战。对此，中国的应对是双向的：对内，发布2025年钢铁行业工作计划，预计将削减超过2500万吨产量，以化解过剩产能；对外，加快绿色转型，尽管这需要巨额投资和技术突破。
3. 新兴绿色钢铁供应方： 北非、中东和印度等地区，正将此轮变局视为战略机遇。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和资本，具备发展以绿氢为基础的直接还原铁（DRI）-电弧炉（EAF）工艺的潜力。阿联酋Emsteel交付首批氢基螺纹钢、沙特阿拉伯建设首座电弧炉方坯厂、纳米比亚联合日本企业打造绿色钢铁价值链等一系列事件，都表明资本和技术正流向这些未来的“绿色钢铁”供应基地。它们的目标是绕开传统高碳路径，直接对接欧盟未来的市场准入标准。
4. 传统原材料出口国： 澳大利亚、巴西等传统铁矿石和炼焦煤出口国的现有模式受到冲击。中国的绿色转型意味着对高品位铁矿石和炼焦煤的需求将长期下降，而全球电炉炼钢比例的提升，将增加对废钢和直接还原铁的需求。澳大利亚在绿色铁矿石开发上的相对滞后，已引发智库对其未来竞争力的担忧。
全球市场的反应直接体现了上述结构性变化。
首先是价格分化。受保护的区域市场与开放的国际市场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价格差。例如，德国钢材价格因原料成本上涨而走高，而同期中国市场的钢材价格则因需求疲软和出口受阻而持续下跌。这种分化加剧了全球钢铁企业的盈利不确定性。
其次是投资转向。资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向脱碳技术和绿色产能。无论是蒂森克虏伯启动的智能调度系统，还是瑞士钢铁在熔炉中成功测试氢气应用，都显示出老牌钢企在技术上的努力。而更大规模的投资则体现在新建产能上，全球直接还原铁产量在2025年7月同比增长9%，新宣布的电弧炉项目层出不穷。然而，这也引发了新的担忧：新钢厂的建设热潮，是否正在超越本已疲软的全球需求？
最后是需求前景的不确定性。尽管绿色转型带来了结构性需求，但全球宏观经济的疲软态势构成了主要制约。中国钢铁产量上升而需求不振，导致铁矿石价格承压。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威胁，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悲观情绪。在供给端结构调整的同时，需求端的萎靡使得整个行业的前景充满变数，部分竞争力较弱的企业，如英国利伯蒂钢铁旗下的特钢业务，已陷入破产并由政府接管，预示着行业洗牌的残酷性。
总体来看，全球钢铁行业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旧的、基于成本效益的全球分工体系正在瓦解，一个新的、由地缘政治和气候规则共同定义的秩序正在形成。对于每一个市场参与者而言，能否在贸易壁垒的缝隙中找到生存空间，并跟上绿色转型的步伐，将是决定其未来命运的关键。
📅 2025年08月31日 写于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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