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环境媒体Dialogue Earth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钢铁行业的变化可能让澳大利亚铁矿石失去市场》。
文章提出，随着中国钢铁需求下降、废钢利用增加和低排放炼铁技术发展，澳大利亚传统铁矿石出口可能面临长期压力。澳大利亚应当利用本国铁矿石和可再生能源，在当地生产直接还原铁、热压块铁等低排放铁源，再出口中国。
这一判断在澳大利亚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的研究人员甚至建立了中澳钢铁产业链成本模型，测算中国2035年和2050年的铁矿石需求，以及澳大利亚未来可能获得的绿色铁出口市场。
ANU甚至测算，在假设2035年中国钢铁需求全部由绿色钢铁满足、澳大利亚绿氢具有明显成本优势的条件下，澳大利亚每年可能生产3.2亿至4.3亿吨直接还原铁，供应中国市场。
不过，澳大利亚研究界对此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今年8月，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REA）的两位研究人员专门发表文章，提醒澳大利亚不要高估中国未来的绿色铁进口需求。
这些研究反映了澳大利亚产业界正在进行的一场讨论：中国钢铁工业未来如何发展，澳大利亚还能从中获得多少利益？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气候与能源政策中心在2025年9月完成了一份研究，题为《通过重组价值链实现澳中钢铁生产脱碳》（Decarbonising Australia-China Steel Making with Reorganised Value Chains）。
研究团队来自ANU公共政策学院和工程学院，包括Jorrit Gosens、Alireza Rahbari、John Pye、Fiona Beck和Frank Jotzo。
他们首先研究了中国钢铁工业未来的生产规模。
澳大利亚80%以上的铁矿石出口流向中国。中国钢铁工业的变化，直接关系到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出口产业之一。
ANU采用国际能源署既定政策情景中的中国钢铁需求和废钢供应预测，并结合不同冶炼技术建立成本模型。
研究得到以下结果：
这里的14亿吨是研究采用的基准口径，并非中国海关统计的铁矿石进口量。
ANU认为，中国钢铁需求下降和废钢供应增加，将持续减少原生铁源需求。即使没有大规模转向氢冶金，澳大利亚铁矿石也会面临市场收缩。
氢冶金的发展又会使铁矿石出口增加一层风险。
澳大利亚皮尔巴拉地区大量出口铁品位约56%—62%的赤铁矿。传统高炉能够有效处理这些矿石，但成熟的氢基直接还原—电炉路线通常需要更高品位的炉料。
研究采用的传统直接还原级球团矿要求，通常在65%以上，部分模型情景采用更严格的67%铁品位条件。
巴西、几内亚等地的部分高品位矿石，在这一技术路线下可能更具竞争力。
ANU的模型甚至提出，在2035年全部钢铁需求由绿色钢铁满足的情景中，几内亚西芒杜矿区可能供应中国约18%的铁矿石需求。
澳大利亚面临的压力有两部分：一方面，中国需要的原生铁源可能减少；另一方面，剩余铁矿石需求也可能更多转向适合直接还原的高品位矿石。
ANU根据这一逻辑开始研究，澳大利亚能否改变传统的铁矿石出口方式。
ANU的第二项研究，是比较铁矿石在澳大利亚加工与在中国加工的成本。
研究团队将矿石品位、选矿损失、设备投资、能源消耗、运输成本和不同冶炼工艺纳入模型，考察澳大利亚是否可以把更多炼铁环节留在本国。
结果非常有意思。
如果澳大利亚生产绿氢的成本与中国相同，或者高于中国，根据模型，选择在澳大利亚生产绿色铁是不经济的。
只有当澳大利亚绿氢成本低于中国时，澳大利亚本地炼铁才开始获得竞争优势。
ANU采用的基准情景是，2035年中国绿色钢铁占钢铁需求的15%，2050年提高至80%。为了测算澳大利亚绿色铁出口的最大潜力，研究人员另外假设2035年中国全部钢铁需求均由绿色钢铁满足，并比较澳大利亚与中国的绿氢成本差异。
在这一假设下，模型得到以下结果：
所有成本均采用2025年不变澳元。
值得注意的是，ANU并没有简单认定澳大利亚拥有天然优势。
模型还考虑了中国、巴西、智利、埃及和阿联酋等潜在生产地点。
在上述情景中，巴西和少量智利铁源始终具有竞争力，而埃及和阿联酋没有获得模型分配的产量。
这项研究真正揭示的是：澳大利亚要把铁矿石出口升级为绿色铁出口，必须首先建立足够明显的能源成本优势。
而在它所采用的模型中，澳大利亚争取绿色铁市场份额，主要是在与中国本土炼铁生产竞争。
ANU研究的第三部分，与澳大利亚矿业企业当前的技术开发方向直接相关。
传统氢基直接还原—电炉路线对铁矿石品位要求较高。澳大利亚中等品位矿石如果大量进入这一流程，可能增加电炉电耗、造渣量和铁损。
为此，研究人员考察了氢基直接还原与电熔分炉结合的技术路线。
直接还原铁经过电熔分炉处理，可以分离其中的脉石，得到适合后续炼钢的铁水。
这样，澳大利亚中等品位矿石就有机会继续进入低排放钢铁生产体系。
ANU测算，在2035年中国钢铁需求全部转向绿色钢铁的情景中：
研究这一部分假设电熔分炉产能全部位于中国。
也就是说，即使中国未来大规模发展氢冶金，澳大利亚仍然可能继续出口铁矿石，由中国钢厂完成直接还原和电熔分。
ANU因此提出，澳大利亚政府和产业界应当支持电熔分炉技术开发，同时推动中国等主要客户投资相关设施。
这一建议与澳大利亚本地生产绿色铁的设想存在明显差异。
两种路线都可能延续澳大利亚铁矿石产业的市场空间，但产业分工截然不同。前一种方案将更多炼铁环节转移到澳大利亚，后一种方案则继续由中国钢厂完成冶炼加工。
力拓与中国宝武、Fortescue与宝武相关企业开展的技术合作，在这一背景下就可以更好的理解了。
澳大利亚矿业企业正在努力确保自己的矿石能够适应未来的炼铁技术。
今年8月7日，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Xinyi Shen和Belinda Schaepe通过洛伊研究所旗下《The Interpreter》发表文章，题为《超越绿色铁：理解中国钢铁转型对澳大利亚的真正意义》。
文章针对的正是澳大利亚国内日益流行的一种预期：中国钢铁工业脱碳，将为澳大利亚创造庞大的绿色铁出口市场。
两位研究人员认为，澳大利亚可能误判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实际转型路径。
她们首先指出，中国钢铁工业与欧洲、日本存在重要差异。
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投入大量资本，建设了规模庞大、设备相对年轻的现代化高炉体系。
这些高炉仍然具有较强的生产竞争力。中国钢铁企业也需要考虑现有资产的经济寿命，以及新工艺带来的额外成本。
因此，中国未来的减排路径可能同时包括提高高炉效率、增加废钢利用、逐步扩大电炉钢生产，以及开展氢冶金示范。
CREA还提到，中国2025年电炉钢占比达到15%的目标没有实现，实际比例仍在10%左右。
电炉钢发展受到废钢供应、钢铁市场需求、企业盈利能力和现有高炉竞争力等因素制约。
中国2025年粗钢产量重新降至10亿吨以下，钢铁行业排放下降的重要原因仍然是产量减少。
在CREA看来，中国钢铁工业未来十年的转型，可能更多体现为现有生产体系的持续调整，氢基直接还原则逐步增加。
这一判断直接影响澳大利亚绿色铁的潜在市场。
如果中国增加废钢利用，原生铁源需求就会减少。
如果中国继续利用现有高炉，进口铁矿石仍然具有经济价值。
如果中国发展国内氢冶金，也可能继续进口矿石，在国内完成还原和炼钢。
CREA的预测提醒澳大利亚需要重新评估市场形成的时间和规模，并避免把产业发展押在单一的中国需求情景上。
两位研究人员还提出，澳大利亚可以通过碳核算标准、低排放钢铁认证和联合示范项目参与未来产业链建设。
澳大利亚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研究所（IEEFA）也在研究绿色铁出口市场。
今年发布的《谁会购买澳大利亚绿色铁？》（Any Takers for Australia’s Green Iron?）报告，选择了与ANU不同的研究方法。
IEEFA测算，到2030年，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亚太主要市场的企业减排承诺，可能形成每年约550万吨绿色钢铁需求。研究据此估算，相关绿色铁贸易机会的潜在价值约为20亿美元，折合28亿澳元。
其中，约20%的需求来自汽车、造船、风电和数据中心等行业明确的钢铁采购承诺，其余主要根据企业净零排放目标和供应链减排承诺估算。
研究认为，这部分需求可能为澳大利亚绿色铁出口创造机会。不过，550万吨属于潜在绿色钢铁需求，最终有多少会转化为澳大利亚绿色铁订单，仍取决于钢铁企业的生产安排、采购选择以及客户支付绿色溢价的意愿。
这与ANU测算的3.2亿吨存在明显差异。ANU研究的是2035年特定技术和成本条件下的最大潜在市场，IEEFA则根据2030年前后企业已经公布的减排承诺估算近期需求。两者的时间、产品和统计口径均不相同。
IEEFA同时指出，中国、日本和韩国现有钢铁脱碳政策尚不足以在近期形成稳定、强劲的绿色铁需求。
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即使建成绿色铁生产设施，也需要解决客户采购意愿和长期销售合同问题。
到了8月，IEEFA又发表一份投资研究，测算如果澳大利亚希望到2040年通过绿色铁出口替代现有冶金煤出口业务，需要在未来14年每年投入约1700亿澳元。
研究强调，如此庞大的投资必须有持续的价格信号和市场需求支撑，而目前贸易伙伴的碳定价与绿色采购需求仍然不足。
澳大利亚发展绿色铁的产业机会，与真正能够形成的商业投资规模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9月29日的Dialogue Earth报道采访了Climate Energy Finance负责人Tim Buckley。
Buckley对澳大利亚矿业企业的态度相当尖锐。
他认为，澳大利亚矿业企业长期依靠中国市场获得高额利润，如果不愿意投资中国钢铁工业未来需要的解决方案，中国没有理由让这种高回报持续下去。
他特别提到必和必拓、力拓和Hancock等企业，认为澳大利亚需要更加积极地引入中国资本、中国技术，并与中国共同开发新的产业链。
这一观点与ANU的技术经济模型有所不同。
ANU主要研究成本和技术路线，Buckley则把中澳产业合作、投资政策以及澳大利亚矿业企业的长期利益联系起来。
在他看来，中国钢铁工业未来无论采用何种减排技术，都可能减少对澳大利亚传统铁矿石的依赖。澳大利亚如果继续满足于开采和出口矿石，未来可能失去更多市场。
但澳大利亚矿业企业的实际行动相对谨慎。
Fortescue正在西澳大利亚Christmas Creek开展绿色铁技术试验。2026年8月19日，公司宣布项目首次成功生产铁水，验证了电熔分工艺的基本运行能力。
该项目仍处于试验和分阶段调试阶段，距离大规模商业化生产还有后续技术验证工作。
力拓、必和必拓等企业也在推动适合澳大利亚中等品位矿石的直接还原、电熔分等技术。
这些项目目前主要承担技术验证任务，距离形成数亿吨规模的商品化绿色铁出口产业还有很长的距离。
澳大利亚政府已经设立10亿澳元绿色铁投资基金，并安排7.5亿澳元支持绿色金属技术创新。
澳大利亚政府、研究机构和矿业企业对中国钢铁工业的研究，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产业议题。对中国钢铁工业的关注，已经从过去的粗钢产量、房地产需求和铁矿石进口规模，逐渐延伸到中国未来的高炉数量、废钢供应、电炉比例、氢气成本和冶金技术路线。
一方面，中国钢铁需求下降、废钢积累和低排放技术发展，可能削弱澳大利亚传统铁矿石出口的增长前景。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希望利用矿石和能源资源，进入过去主要由中国、日本、韩国等钢铁生产国完成的炼铁环节。
澳大利亚甚至希望改变已经运行数十年的国际产业分工。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的研究者也越来越清楚，中国钢铁工业的竞争力来自过去二十多年建设了规模庞大、技术成熟的高炉—转炉体系，形成了完整的冶金装备、工程技术、物流和下游加工能力。
这些既有工业资产和技术能力，仍然会影响中国企业未来的投资选择。
澳大利亚希望通过中国钢铁工业转型获得新的产业机会，但决定这些机会能否实现的，仍然是中国钢铁企业实际采用的技术路线、投资安排和采购选择。
📅 2026年10月13日 写于Dusseldo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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