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8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针对近年来围绕中国制造业的相关指责作出系统回应。文件认为，产能供需本来就处于动态调整之中，不能将出口增长、贸易顺差、产业补贴或市场份额扩大简单等同于“产能过剩”，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更多来自庞大市场、完整产业体系、技术创新和长期积累。文件发布后，美国钢铁协会公开提出反驳，援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强调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确实存在，并将中国视为主要来源之一，认为中国的解释没有回应全球钢铁行业面临的根本问题。
实际上，“中国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一段时期国际舆论的热门话题。从钢铁到新能源汽车，从光伏到造船，似乎只要中国某个产业具备竞争力，就会有人提出“产能过剩”的质疑。
那么，到底什么是产能过剩？这个概念究竟是在描述一种客观经济现象，还是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政治化的话语？或许可以从几个问题开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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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什么叫产能过剩？
很多人习惯把“产能大于需求”理解为产能过剩，但严格来说，这个定义并不成立。
任何现代工业都必须保留一定的冗余能力。
钢铁厂不会按照今天的订单决定今天建多少高炉；航空公司不会按照每天的乘客数量决定飞机数量；电厂也不会按照平均用电量配置装机容量。
因此：
名义产能 > 实际产量 > 当期消费量
本身就是正常状态。
产能是一种生产能力，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
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不是企业有没有能力生产，而是企业是否长期在亏损状态下持续生产、是否存在无法退出的低效产能，以及这些成本最终由谁承担。
如果仅仅因为全球钢铁产能高于当前需求，就认定存在”过剩”，那么按照同样的逻辑，全球几乎所有成熟工业都会长期处于”过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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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中国为什么会同时在多个制造业拥有竞争优势？
不少分析都有一个共同前提：
中国不可能同时在钢铁、造船、汽车、新能源、机械等多个行业具备正常竞争力，因此一定存在某种”非市场因素”。
但这个前提本身，并没有得到证明。
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庞大国内市场、完整工业体系和持续几十年高速工业化的大国，本来就具备形成产业集群的天然条件。
注意，这里在讨论的不是一家企业，而是一整个产业生态。
钢铁的发展，会推动机械装备的发展。
机械装备的发展，又会降低钢厂建设和改造成本。
物流体系完善，运输成本下降。
港口能力提升，原材料供应更加稳定。
汽车、家电、工程机械的发展，又不断提出更高等级钢材需求，推动钢厂继续升级。
一个产业的发展，又成为另一个产业发展的基础。
钢铁、造船、机械、新能源和汽车之间，从来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共同成长。
因此，中国多个制造业同时形成竞争优势，并不需要依赖”同时补贴所有行业”才能解释。
产业之间本来就会互相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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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地方政府真的有能力长期补贴所有产业吗？
一些国际舆论把中国制造业优势简单归结为”地方政府补贴”。
但这个解释本身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地方政府不是中央银行。
既没有无限财政收入，也没有货币发行权。
如果今天补贴钢铁，明天补贴新能源汽车，后天补贴半导体，再补贴光伏、造船、机械，那么钱最终来自哪里？
现实中，地方政府能够使用的，无非是财政收入、土地收入、银行协调、税费减免、贷款展期、产业基金等有限工具。
很多所谓补贴，也不是直接向企业发现金，最多是阶段性调整企业现金流压力，或者帮助企业渡过短期困难。
这与舆论中的”无限送钱”完全不是一回事。
更重要的是，即使存在部分政策支持，也不足以解释一个覆盖几十个行业、持续几十年的制造业竞争力。
如果竞争优势全部来自补贴，那么同样实施产业政策的国家，为什么没有形成相同规模的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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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四：“推迟损失确认”是不是中国独有？
有舆论认为，中国企业遇到困难时，政府会协调贷款、帮助重组、避免立即破产，因此市场机制没有发挥作用。
但如果把视野放宽，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中国独有。
美国金融危机期间，大量银行获得政府支持。
美国汽车产业危机时，政府介入救助通用和克莱斯勒。
欧洲能源危机期间，各国政府补贴工业电价。
疫情期间，各国政府更是普遍通过财政补贴、贷款担保和税收优惠帮助企业生存。
几乎所有现代工业国家，在涉及大量就业、产业链安全和金融稳定时，都会进行不同程度的政府干预。
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有没有干预，而是：
干预之后，企业是否恢复了竞争力？
是否完成了技术升级？
是否最终能够依靠市场生存？
如果能够做到，那么这种干预更像是一种危机管理，而不是永久性的资源错配。
评价不同国家时，也应该使用同一套标准，而不是一种行为在本国叫”维护就业”，到了别国就变成”市场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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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五：“产能过剩”为什么越来越容易成为贸易争端的话语？
越来越多关于中国产业竞争力的讨论，往往先默认一个前提：
中国不可能依靠正常竞争获得如此大的市场份额。
于是，后面的分析开始寻找各种证据：
土地政策、电价、融资、税收、环保……
这些因素当然可能存在。
但问题在于：
如果最初已经认定”竞争力不可能来自市场”，那么后续寻找证据，很容易演变成一种循环论证。
先假设结论，再不断补充材料证明最初的假设。
这种推理方式，并不能真正回答竞争力从何而来。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真正难以复制的，并不是某一项产业政策，而是一整套产业生态。
庞大的国内市场，持续几十年的工业化，高密度产业集群，完整供应链，大量工程技术人员，成熟装备制造能力，以及不断迭代的上下游企业，共同构成了一种系统能力。
这种能力，不是一两项政策能够创造，也不是取消一两项政策就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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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六：那么，中国制造业有没有问题？
当然有。
任何庞大的工业体系，都可能出现重复建设、投资失误、周期性供需失衡、局部低效产能，以及企业经营困难。
中国如此，美国如此，日本如此，欧洲同样如此。
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问题，而在于是否用同一把尺子评价所有国家。
如果一种行为发生在西方，被解释为维护就业、保障产业安全；
发生在中国，却被描述成为市场扭曲；
那么讨论的重点，就已经不再是经济学，而是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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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过剩”本来只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但今天，它越来越多地承担着贸易和政治叙事的功能。
讨论一个产业是否存在问题，并没有错。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把竞争失败简单解释成对手作弊，把复杂的产业竞争简化为一句”政府补贴”，或者把一个庞大工业体系几十年形成的系统竞争力，归结为几项政策优惠。
产业竞争力，从来不是某一家企业的故事。
它来自市场规模、产业生态、技术积累、工程能力、供应链协同，以及几十年不断学习和迭代形成的系统优势。
这种竞争力，远比”产能过剩”四个字，更值得认真研究。
📅 2026年8月1日 写于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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