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钢铁贸易摩擦是国际经贸关系中的常态。各国为保护本国产业，频繁动用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等传统政策工具。近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这一趋势并未减弱。印度正计划对进口钢材实施为期三年的新保障性关税；土耳其在欧盟的保障措施体系下，已有六类产品的出口配额在短期内用尽；加拿大也宣布了额外的保护性措施以支持其国内生产商。全球钢铁业正面临一场深刻的结构性重塑。需求增长的地域不均、生产成本的持续波动，叠加地缘政治引发的传统贸易壁垒，已使行业格局日趋复杂。如今，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为代表的“绿色关税”正为这场变局增添新的、或许是更具决定性的变量。钢铁，作为工业经济的基石与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正被同时置于“保护主义”与“绿色转型”的双重压力之下，其未来的竞争逻辑和全球布局正在被改写。
与此同时，自2024年特朗普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其推行的产业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各国对供应链安全的重视，加剧了全球贸易的紧张关系。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中国扩大了对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必和必拓（BHP）铁矿石销售的限制，这不仅是贸易争端，更反映出关键上游资源的地缘政治属性日益增强。
然而，比传统贸易壁垒影响更深远的，是气候政策与贸易的加速捆绑。欧盟的CBAM已进入过渡期，它要求进口商为其进口产品的隐含碳排放支付与欧盟境内生产商相当的成本。这一机制旨在防止“碳泄漏”，即欧盟企业为规避碳成本而将生产转移至环保标准更宽松的国家。尽管其初衷在于环境公平，但亚洲钢铁出口商普遍认为，短期内，欧盟现行的保障措施配额带来的冲击远大于CBAM。不过，所有市场参与者都清楚，随着CBAM在2026年后全面实施，碳含量将成为决定钢铁产品市场准入和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土耳其已经开始着手规划其未来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正是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CBAM的出现，标志着全球贸易规则正从以价格为核心的传统框架，向一个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新范式演变。过去，钢铁企业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规模、成本控制和物流效率上。未来，企业的碳排放强度、生产工艺的绿色化程度将直接转化为市场上的价格差异。
这一转变迫使全球钢铁企业重新评估其生产流程和技术路径。传统的、以高炉-转炉长流程为主的生产方式依赖煤炭，碳排放强度高。而以废钢为主要原料的电弧炉（EAF）短流程，碳排放则显著降低。因此，德国钢铁企业联合会（WV Stahl）等行业组织正积极向政府施压，要求为电弧炉生产商创造更有利的政策条件。德国政府已推出电价补贴计划，以支持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转型，此举立即引发了捷克等邻国钢铁业的关切，他们担心这种补贴会造成欧盟内部的不公平竞争。
制度的演变也体现在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构上。在巨大的转型投资压力下，企业愈发依赖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瑞典绿色钢铁初创企业Stegra已从政府获得总计超过7000万欧元的资金支持。同样，捷克政府也承诺将为该国钢铁巨头Třinecké železárny在2024年产生的间接二氧化碳成本提供全额补偿。这种“政府之手”的深度介入，正在改变行业的投资决策和竞争生态。
在这场变革中，不同区域和企业的利益出现了显著分化，全球钢铁产业的联盟与竞合格局正在重塑。
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欧盟，正试图利用其在气候标准制定上的先行优势，构建新的贸易壁垒，保护其本土高成本但相对低碳的钢铁产业。然而，内部矛盾依然存在，例如法国再次就是否将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al）的资产国有化展开辩论，显示出在产业自主与全球化资本之间的艰难平衡。
新兴经济体和传统出口国则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他们需要应对欧美市场的传统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必须投入巨资进行绿色技术改造，否则其产品未来可能被挡在“碳边境”之外。土耳其钢铁生产商的代表公开表示，必须采取战略性措施提升产业竞争力。印度在大幅增加铁矿石进口的同时，也在规划新的保护性关税，反映出其在保障原料供应与保护国内市场之间的两难。
跨国巨头的策略则更显复杂。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商之一安赛乐米塔尔，一面呼吁欧盟紧急实施新的关税配额，以抵御进口冲击；另一面则基于成本和战略考量，关闭了其在波兰的Huta Królewska工厂，并暂停了在西班牙的钢粉项目。必和必拓（BHP）在与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的并购博弈中几经反复，最终放弃收购，但其与韩国浦项制铁（POSCO）签署的低排放炼铁技术谅解备忘录，则清晰地指向了未来的技术合作方向。与此同时，浦项制铁出售了其持有的全部新日铁（Nippon Steel）股份，标志着亚洲两大钢铁巨头之间旧有联盟的终结。
面对规则的重塑和利益的再分配，市场的反应直接体现在资本的流动和技术的选择上。
投资向“绿”而行。资本正加速流向低碳和绿色钢铁技术。现代钢铁（Hyundai Steel）宣布将为韩国国家电网扩张提供低碳钢材；俄罗斯谢韦尔钢铁（Severstal）启动了新的余热发电厂建设；阿联酋Emsteel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签署了长达20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以推进该国的绿色钢铁产业发展。这些投资不仅是为了满足未来的监管要求，也是为了在新的竞争格局中抢占先机。
全球产能布局调整。投资的地理分布正在发生变化。德国的GMH Gruppe和Saarstahl分别通过启动新轧机和收购荷兰FNsteel来增强其在高附加值产品领域的实力。瑞典的Alleima在中国建立新工厂，以深化其在亚洲高性能管材市场的布局。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启动了新的铁合金工厂，中东和北非地区（MENA）预计在不久的将来需要增加3000-4000万吨直接还原铁（DR pellets）产能，显示出资源和能源富集地区在绿色钢铁时代下的新优势。
价格机制的变动。市场的不确定性直接反映在价格上。美国纽柯钢铁（Nucor）连续五周上调热轧卷板价格，SSAB美洲公司也宣布提价。这背后既有原材料和能源成本的推动，也包含了对未来碳成本和贸易政策变化的预期。下游产业对此忧心忡忡，欧洲工业技术组织Orgalim警告称，欧盟新的钢铁贸易措施可能导致下游产业成本的大规模飙升。
总体而言，全球钢铁业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由脱碳议程驱动的制度变革，与地缘政治引发的传统保护主义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一个更加碎片化、更具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在这场变局中，那些能够成功驾驭政策风险、率先实现技术突破并有效整合全球资源的企业，将最终定义行业的未来。
📅 2025年11月30日 写于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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